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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
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自唐玄宗李隆基选擅长文词的朝臣人居翰林以起草诏制后，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学士。
唐代翰林院何时设置，目前尚无定论，史载多见于唐玄宗时。当时在翰林院供职的有词学、经术、合炼（炼丹）、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各色人才，称为待诏，即听候皇帝随时召见和差遣。其中词学之士最受重视。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在唐代初期已有他官被召草拟诏制的事例，唐高宗、武后时的北门学士刘懿之、周思茂、元万顷等尤为著名，仅当时还没有设专门机构。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因此，他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如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人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又称翰林供奉。
翰林院设置在宫内深处，麟德殿之西，比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院更接近于寝宫内殿（这是在长安大明宫内的情况，皇帝若住在兴庆宫、西内或东都时，翰林院的位置也比中书舍人院密近）。大致由于待诏翰林的各色人才很杂，不能保证机密不外泄，故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在原翰林院之南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学士院建立之后，待诏于原翰林院的文学之士仍称供奉或待诏，也有学士与待诏二名兼称者，如天宝七载（748）所立的《封北岳安天王碑》，撰者李荃自题衔名为“直翰林院学士供奉”；大诗人李白被称为翰林学士，也被称为翰林供奉。这种待诏于旧翰林院的文学艺能之士长期存在，而且为数甚多，据《顺宗实录》记载，顺宗即位后，曾一次即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者三十二人，可见人数之众。而顺宗所倚以主持政策的王叔文是翰林棋待诏，王亻丕是诗书待诏。
学士本是文学儒生的泛称，后来随着各类机构的设置而成为一种差遣职，如唐代有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等学士。张说入充翰林院待诏时也是集贤院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的学士也是差遣职，本身并无秩品，都带本官，上自尚书（三品），下至校书郎（九品），均可充任，也有中书舍人充任的。初置时并无员额，少或一两人，多或五六人，由皇帝遴选。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于其间起着极大作用，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因此被称为“内相”。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
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用白麻纸书写，故又称“白麻”；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用黄麻纸书写，故又称“黄麻”。有时翰林学士缺人，也临时召取中书舍人代草内制，但不经常。此外，还有专侍皇帝读书写字的侍读学士、侍书学士，则不负起草诏制之责。
翰林学士地位的增高，引起皇帝的猜忌，敬宗宝历二年（826）曾打算别置东头学士以抑之，由于敬宗不久被宦官所杀，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反映了封建文官由卑而高，由亲而疏的发展规律。
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这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政情况下的产物。
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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