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适合生存的价值观念

它拆毁了沟通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全部桥梁。只有重新打开通向深层、通向在基底的大门，我们才能努力达到自身的新的统一，达到与他人的新的统一，达到与永恒者的统一。

创设适合生存的价值观念

康德把世界分为纯粹理性王国和实践理性王国，此种划分奠定了我们时代价值问题的基本形式。这种划分把认识领域同评价领域分割开来，这种区分反对从“是什么”导出“应当是什么”。价值观念的科学在语义上是一个矛盾。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运用逻辑观察事实，无论逻辑还是实际观察都不能对目的与价值作出判断，尤其是终极目的更无法判断。此类科学只能研究解决与事实有关的价值问题，只能通过对各种文化中的价值观的分析而指出价值是相对的，是受制于文化的。这种状况给我们的文明造成极大的困难。在我们的文明中，科学被看成是最终的裁判者，似乎只有科学支持下的价值才值得人类为之而努力，但是，科学却不能为我们提供理想的生活。这就为非理性主义力量打开了通路，这也是那些震撼人类的群众运动之所以具有破坏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鼓吹者们是同样谬误的，由于科学主义从其世界观中排除了与存在的重要因素，并排斥价值维度，从而造成一个力量真空，非理性主义便乘虚而入。科学主义误解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价值在存在模式中有自己的地位。如果否认这个模式，价值在宇宙画面上便被消除了。

可以从人类经验中发现存在的结构，一切为人所经验的事物都要用辩证法的三段式术语来表达，辩证法包括三个阶段；一个基本矛盾、两极的对立、对立终极的统一。基本对立或基本源于主体的客体、“自我”和世界的二分。我们所经验的一切都分为两部分：经验着主体和被经验着的客体。这种划分不限于思想，而且涉及人类所有的记忆、想像、情感、意志和活动。矛盾双方的对立意味着二者相互依存，离开一方他方即不复存在。自我与世界相互决定着，主体与客体相互独立开便不能也确实不存在了。这种对立是联结矛盾与两极最终统一体的中介，二者仅仅在某些方面不同，而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中国古代道教用一个圆圈中相互缠绕的黑白两半作为徽记，这个徽记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辩证法的三段式。

人的存在被割裂的基本原因是人的意识，人可以超越任何给定的情境，因为他可以意识到这种情境：人“存在着”。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这就造成了有意识的主体与他所意识到的客观情境之间的割裂。借助意识而实现的超越正是人的自由的基础；借助人的意识对某种情境的超越，人才能从这种情境的必然性的一定局限中得到自由。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选择。于是，人得以冲破“定在”的牢笼而驰骋于“潜在”的王国，于是，出现了选择的可能性，出现了根据价值作出决定的必要性。人们借助意识而实现超越的全过程即构成人的自由。这一过程包括把握潜在的可能性，包括基于价值之上的选择活动。

因此，价值是自由的伴生物。价值的基础是什么？价值的内容由什么来决定？从具体的和现实的角度讲，历史条件、社会和文化决定着价值的内容。价值观念的终极基础却植根于存在的终极基础之中。价值具有本体论起源。甚至那些拒斥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也并不否认，全部文化都从代表着存在基础的上帝、自然、宇宙等基本概念或象征那里导出其终极价值。一旦忽视了存在基础和价值之间的联系，价值便开始瓦解。

终极价值的一般内容源于基本存在的三段式：矛盾、对抗和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是终极价值的核心。从本体论看来，存在的基础是使一切矛盾得以统一与谐调的维度。这是可以使矛盾得以化解的、包容一切的本体。这是普遍推理的结构的更深刻的一面——“创造的源泉、无限和无条件的存在力量”，不能用语言对它进行描述、界定并命名，只能对它采用象征性的表述，也许只能在很少的顶峰体验中才能把握它。抓住“意识的一闪念，智慧就会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对于那些在这个名字面前不加避讳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切。

然而，我们可以置统一的“基础的现实性”问题于不顾，完全通过存在分析而达到相同的结论。从人的各种深刻的追求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这种克服、消除、否认自己生存境遇中割裂的努力。意识引起的这种割裂使人疏离自身、疏离自然并桎梏了自由，它是人类焦虑和苦难的最终根源。对于这种割裂的痛苦和对统一的期望，人们可能用对于原始统一的记忆来解释，也可以用关于超现实的高层次统一的朦胧意识来解释。不管怎样，这种割裂和苦难的确存在，克服这种割裂的希冀也的确存在。

对立双方的统一和基本存在中割裂的谐调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也构成了其终极价值的基本内容。然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有两条，我称之为正向统一与逆向统一。这两种途径源于所有生物的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是存在指向消亡和向先前较为简单状态复归的衰退趋势，另一方面是个性化趋势。

人的存在的割裂具有本体论性质，它是超时间本体论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本体论结构无开始、无终结、无增长、无历史。然而，人对这种存在割裂的自我意识取决于种系发育和个体发育水平。种系与个体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个体重演了人类的发展过程。

伴随进化，人类才逐渐意识到这种存在的割裂。人类最初处于一种自我与世界、个体与群体、意识与无意识的原始统一状态，关于事情的体验是单一的。种系发展的这个阶段，以前文化为代表。这种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其怪异和神秘的“思维”，是其关于自然和关于群体的神秘的参与态度，是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个体发展的这个阶段以胎儿期和婴儿期为代表。此时，个体还没有意识到他与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分离，所有的精神心理活动受无意识的支配。在那个阶段上，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只是作为潜在性而“存在”。

这种状态被人们体验为和看作是一种极乐。向这种状态的复归趋势被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驱动”。不幸的是，这一术语不仅指那种指向死亡的驱动，也指那种向过去、向简单、向低张力生活状态复归的生物惯性。

这种普遍趋势仍然存在于人类为恢复原始的极乐和统一的努力之中，在那里没有割裂，自然会招致反抗。这种反抗导致了倒退和逆向统一。指向逆向统一的“死亡驱动”盛开为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它代表着一种消除割裂的可能的途径，它也是避免诸如性、放纵、酗酒等沉醉狂迷行为的方法之一。甚至在最积极、最高尚的人类的努力中，这种“堕入深渊”的因素亦是一个必要的部分。在我们讨论了“正向统一”之后，这一点就会更为明晰。

“正向统一”是与“个性化”相联系的。个性化的起源问题是古老的存在和形成的关系问题。无论形而上学的答案是什么，宇宙和人类发展中的分离、分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却是事实。个性化的过程体现为两种原则的斗争，个性化过程就是一个从原始的前意识统一中不断地解脱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不断的分化和理性的加强。在意识领域中，这个过程蕴涵着增长着的自我权利和自由决策。这一过程包含着集体强制价值被个人选择价值所取代。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超我被自我理想所取代。”

正向统一在不反对个性化的条件下极力促成存在的矛盾两极的谐调。逆向统一取消个性化，正向统一坚持个性化。看起来这是矛盾的，因为统一意味着克服分离，个性化恰恰是分离。其实不然，这正是一种辩证关系：正向统一是一种出现在个体作为独立总体从原始的无意识统一状态中分离之后的综合体。这与乌托邦模式相仿：最初，一种统一的极乐状态；其后，一种堕落与犯罪的对立状态；最后，经过协调达到比原始统一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正向统一是“肯定”了个性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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