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答复
瞿秋白
李顿报告书采用了中国“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的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大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唤应当时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事实上，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苦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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